《道德經》一書又稱《老子》、《道德真經》、《老子五千文》及《五千言》，相傳為中國周朝春秋時代，思想哲學家老子即李耳所著而流傳後世，雖然其內容主文只有短短五千個文字，但是其精簡闢要句句箴言，堪稱為中國文化上之曠世鉅作。從古至今，真正能了解此書字裡行間所隱喻的真實義理者，實在寥寥無幾。《道德經》其內容博大精深且學、術兼備，教導後世學人窮理、藏跡、安天下之法，內容包含宇宙天文觀、帝王治國之術、自然與人文的哲理、養生延命之方、處世待人之道、煉炁修真之法，為啟發中國文明思維之鑰、創建人類科技趨勢之基，二千多年來無人可改動一字。於當時造就齊國「稽下學宮」之鼎盛學風，著名學者有鄒子（鄒衍）、申子（申不害）、季真、騶子（騶奭）、荀子（荀況）、李斯、韓非等，繼而發展黃老思想與玄學浪潮，如莊子隨時隨地信手捻來，無不引用延伸李耳智慧之詞句，及韓非子書中著有「解老」、「喻老」之篇章。道德經更被後人奉為道家的重要經典之一，因此後人遵奉李耳為道家學派之宗師。道教、儒家、佛教亦將其說引入教理、人文及宗教的辯證中，並將其發揮的淋漓盡致，開啟了中國數千餘年文明昌盛的榮景。唐貞觀二十一年間，《道德經》被譯為梵文並傳入東天竺；唐開元二十二年間日本使者名代，請《老子經》及老子「天尊像」歸國；十六世紀開始，隨著法國、義大利、比利時等國的傳教士東來，《老子》一書從此傳至歐洲，十七、十八世紀，歐洲哲學中開始出現老子的名字。《老子經》對世人影響就像漣漪般徐徐的往外傳遞從不間斷。

欲瞭解《道德經》一書，首先要研究作者當時所在的時代背景，有學者認為《道德經》分為上冊(道經)及下冊(德經)兩個部分，上冊(道經)為李耳(字聃)西出函谷關前，受關令尹喜之託所著留，下冊(德經)為後世文人所著，假託老子之名，故合稱道德經。因年代久遠李耳生平不詳已經不可考，但較被大家所接受的說法是於《史記》一書的《老子韓非列傳》中所記載，李耳的出生地是在楚國苦縣厲鄉曲仁里，曾擔任周朝守藏吏，在周朝首都洛陽管理周朝的國家藏書、國家檔案。《漢書》、《後漢書》及《資治通鑒》也都沿用了司馬遷的記載，這也是目前中國文史及道教界的共識。但一九九一年時安徽省渦陽縣教師楊光在《阜陽師範學院學報》社科版上投稿《老子生地考辨》一文，得出李耳「生地在今安徽省渦陽縣閘北鎮鄭店村」的結論。

另一派的說法認為李耳處於殷商末年至西周初建期間，為殷商亡朝遺臣，西周取代殷商之後被周武王延攬留任，擔任「柱下史」一職(柱下史是周、秦時之官名，傳至漢朝以後稱之為御史)，在朝中具有崇高的地位，掌理朝政、卜筮、祭祀等重要的國家政務，也參與了殷、周兩室「朝綱制度」的建立及執行，除了飽覽經綸外，也具有高人一等的智謀及分析能力，並懷有高風亮節之德行。商朝人及周朝人尊崇天地、敬仰鬼神、祭祀祖先，君權神授以天領政，凡是重大政策都要祭告天地，再經卜卦擇日宣告布達，而周室執政者以天子自居，爾後歷朝皇帝皆效仿自稱天子，所以凡舉祭祀天地、卜筮吉凶與祭拜祖先鬼靈等皆為國家大事，其主事之人必須要能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通古知今，而李耳正是當時的不二人選。

武王推翻殷商之後廣納賢能編訂《禮經》，作為周初諸侯所依循的朝綱制度，位階相當於現代的憲法，在位三年後即因病逝世，其子成王即位登基之時，年僅十二歲無法掌控國家朝政，授予攝政王（周公）輔佐之權，是時周室問鼎中原，天下版圖初定，各地諸侯與殷商遺民間多有蠢動，相互角力明爭暗鬥，攝政王（周公）雖被封於「魯」，卻也一日未曾至其封地，而是派其子伯禽進駐，李耳於當時察覺發現攝政王（周公）懷有取而代之的狼子野心，於是攝政王（周公）欲先發制人，急於鞏固權力而爆發諸侯及宮廷間之政治鬥爭，因此李耳棄官而去西出函谷關，出函谷關之際被當地關令尹喜求留，在當時總結一生思想精華，留下五千言著作後倒騎青牛而去。

《道德經》開啟了中華民族數千年來的文化精髓之發端，漢初文帝、景帝以黃老思想為學施政，休息養民清靜無為造就「文景之治」的盛世。隋唐創立科舉制度，李唐更將《老子》納入「道舉科」必考科目之一。《道德經》以《易經》學、術思想為全文基礎，涵蓋天、地及人三才，古之《易經》有三易—包括《連山》易、《歸藏》易及《周》易，李耳承商啟周，而周文王演六十四卦時，《周》易尚未大興於朝野，有鑑於此，《道德經》一書應以《連山》、《歸藏》兩易為中心思想，再參酌《周易》理論而為其雛形，提出以「無為體、有為用，天道為體、萬物為用」及「無為而為」的想法，並引申勸戒為政當權者應該「順天道、應稷民」，告誡當時的攝政者應以殷商的滅亡為鑑，放棄為一己之利而不斷衍生的爭鬥，今日是非明日是，凡事當以社稷人民為重，如同天地不仁像黃道赤道般無私的循環，形成四季讓萬物自生而不以己有，否則政權將難以長治久安，終將成為曇花一現。

道德經開宗明義所講之宗旨即為大「道」，大「道」所言為天地懞暗未開之時，即已存在的渾沌極元能量，讓人觸及無感亦也眼見無明，無形無體無色無味，但卻是真實地存在於宇宙萬物裡裡外外，且無時無刻展現其原理，在周朝初期「易」字還沒發明，一直到戰國時期才有「易」字出現，「易」為上日下月的組合，與一陰一陽謂之道相互呼應，故我們可以推論大「道」與「易」所言同物，但如果再嚴謹的細分之下，「易」的變動原理是道德經裡的「可道」部分。另「道」字拆解開來左為辶字旁為車、上為一陰一陽、下為自己的自，解釋為一陰一陽天然之定律自我運行運作，它可以是一個軌道通往過去和未來，研究過去已發生的事是窮理，當瞭解道的軌跡原理後，即可依據過去的基礎軌跡開創未來無限的可能，即為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」原理應用。其中「道」即渾沌，道教返璞歸真的「真」、佛家的「佛」或儒家天行健的「天」相同，都是指渾沌極元之能量。亦即為乾卦的第六爻空間「虛境」。

雖然儒家獨佔中國思想主流兩千餘年，不但不能代表整個中國文化精髓，對中國文化卻是一種禁錮與浩劫，一般人先入為主的觀點，認為先秦時期中國文化的斷層，發生在秦始皇的「焚書坑儒」，儒學本稱道學為道家眾多派別之一支派，後為與道家有別故稱儒學，秦始皇平定六國之初，原懷有創造周初盛世之雄韜偉略，但為鞏固中央集權，採取了極端的「焚書坑儒」之策，所焚之書為數術巫覡之書，所坑之儒為異議叛亂份子。在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，但肇因於帝王愚民統治之私慾，至漢時武帝獨尊儒家罷黜百家，使得百家思想流入民間而漸漸凋零，得以保留傳至今日者寥寥無幾。在文化上的罪人尚有孔子與司馬遷二人，孔子編詩經作禮記，使得古詩多所失佚，禮經真實面貌亦未傳於世；而司馬遷以一己之智，編著史記將百家思想分門別派，卻造成更多門派思想不見於歷史。儒家治世之最終境界是使世界達到《禮運･大同篇》裡的大同之境，最早的「大同」出現在卜書裡，當卜官卜出三次一樣的卜象即稱大同，但《道德經》篇章中，早於《禮運･大同篇》業己闡釋了長治久安之策。子曰：「務民之義，敬鬼神而遠之，可謂智矣。」，孔子與其弟子著《易傳十冀》，稱之為《儒易》，而儒易之去「鬼神」說，將《易經》義理化往形而下學發展，同時提倡「六藝」並以五倫四維八德規範世人行為，為奠立中國以「集權」為政治管理手段，其最初都是來自「道」的概念。《史記•老子韓非列傳》紀載孔子曾問禮於老子，現在洛陽仍然有「孔子入周問禮碑」，由此推論，孔子的治世之論，大量參酌道家思想於內，其實即是道家的「道」。但多數後世學者皆以儒學觀點解析道德經中的義理，犯了道儒基礎觀點不同的誤差，以致失之毫釐差之千里，造成所有從古至今的學人，沒有人能夠詮釋其中的真正含意。

張道陵於東漢時期創「五斗米道」，並以《三官手書》及符籙為手段幫百姓治病廣納教民，引《道德經》為該教的鎮教寶典，由祭酒們擔任講學《老子想爾注》傳教的任務。南北朝時道士們則引「依天立道、以人立教」為其信仰組織強名，開創了中國本土宗教「道教」，同時也是道教的成熟發展時期。「道教」在此時經過不斷的提昇改革，其教義、內含、經典及儀範皆是在此時期豐富化。《道德經》的義理可以說是「道教」施教的藍本，而「道教」的教義也來自《道德經》經義的詮釋，如「道教」承自《道德經》中對天地萬物以尊重的態度（尊天敬地），這可回應《道德經》第一章的「常無…，常有…」，常無為「陽」為「天」為「乾」，而常有為「陰」為「地」為「坤」，所以道教的「陰、陽」、「天、地」與「乾、坤」概念應運而出，體現出天地氣場變化的奧妙及互動關係，這也展現出老子對世事觀微洞澈、窮理藏機(跡)的大智慧。

佛教於漢朝始傳入中國，在早期發展的過程中，因宗教、人文與民族性各個觀點（尼泊爾佛教）與中土有著很大的差異，加上諸經典的編譯過程困難，所以在發展的過程中迭遇艱困並不順利，為使佛教能在中土紮根茁壯，不得不在傳教的過程中改弦易策，放棄原本的方式，將儒家、道家及道教的思維融入其教義之中以貼近民情，其效果奇佳，佛教因此得以速迅融入本土文化之中，受到信徒的接納。其中尤以借用《道德經》的思維最多，例如《摩訶般若波羅密多心經》中，「色不異空。空不異色。 色即是空。空即是色。受想行識。亦復如是。」此句的「色」即是「色界」，亦是《道德經》第一章的「名」，即是「有」；而「空」即是佛教所談的涅磐之境「法界」，也是《道德經》的「道」，即是「無」之意；「無無明，亦無無明盡，乃至無老死，亦無老死盡。」，這是闡述大乘佛教的「空」和「般若」思想的經典名句，所欲表述的即是「無生」、「無死」。《道德經》第一章的「常無」，佛家將其引申為「涅盤」概念，並倒置成「無常」解釋為人們生處的苦難六塵之世，皆即為道家所言的「道之本體」。

丹道家亦依據《道德經》陰陽循環、谷神不死、玄牝等原理，延伸出吐納、調息、靜坐及內丹養精之法，將精炁循筋脈運行周身，回到泥丸宮（本體），達到固守本元與道合真之境界。此類的應用包含層面甚廣，上自國家政治、軍事、經濟、外交談判，下至公司企業管理、個人養身調息、個性修養及修行不勝凡舉，將於內文中一一詳述。二次大戰以來世人受盡砲火荼毒，窮途知返後才驚覺，過度倚賴物質與科技，不能帶給人類真正的幸福快樂，而資本主義與自由經濟扭曲了個人價值觀，造就人心的貪婪與財團怪獸，人們不得不回頭學習東方古人的智慧。當代國際教科文組織曾經統計，全世界印刷出版最多的書籍，《道德經》僅次於聖經排名第二，由此可證，《道德經》所言之義理歷久不衰，字裡行間所隱藏的智慧，為世人慢慢所體悟及應用，以不同層面不同角度甚至不同立場，都會有新的發現，如同驚豔的火炬般，照亮現今社會混亂糜爛的黑暗面。本書出版的目的亦是如此，以不同層次及多面向方式闡述《道德經》的微言大義，並還原歷史的真實面目，配合學與術的穿插輔證，讓讀者重新認識中國文化之精華所在，藉以拋磚引玉讓更多的有志之士投入研究，讓千年經典古書《道德經》及中國文化再度扮演燈塔角色，嶄露毫芒發光發熱。